《红星照耀中国的首个译本是什么》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纪实文学作品，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这部作品以其生动的笔触和深入的视角，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我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打破了外界对中国我党的种种歪曲和丑化谣言。然而，在中文语境中，《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译本并非直接以这个书名面世，而是采用了另一个更具隐蔽性的书名——《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译本：《西行漫记》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在这样的背景下，斯诺决定前往中国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实地采访中国我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于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然而，当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在中国进行时，由于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译者们决定采用一个更为隐蔽的书名，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译本的产生背景

1937年12月，著名出版家胡愈之得到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原版，并决定组织翻译力量，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尚未稳固，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仍然微妙，直接翻译并出版一本歌颂中国我党的书籍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因此，胡愈之和译者们决定对书名进行策略性调整，将其改为《西行漫记》。

这个决定不仅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还为了更容易在读者中传播。在工农红军长征之后，关于中国我党在西北情况的报道并不多，且多数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而歪曲事实。因此，一本真实客观的报道中国我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书籍，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而《西行漫记》这个书名，更容易让读者误以为是一本游记或小说，从而降低了他们的警惕性，增加了书籍的传播机会。

译本的翻译过程

《西行漫记》的翻译工作由胡仲持等十二人共同完成，他们分别是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宗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这些译者都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佼佼者，他们的翻译水平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髓和风格，还根据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还对原书的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和修改。由于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稳固，译者们决定删除原书中一些可能引起争议的内容，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例如，原书的第11章第5节就被完全删除了。此外，由于英文版完成于1937年7月下旬，而1937年8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斯诺在复社版《西行漫记》中对国共两党的表述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译本的出版与影响

经过紧张而有序的翻译和校订工作，《西行漫记》终于在1938年2月由复社正式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它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中国我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真实情况，还打破了外界对中国我党的种种歪曲和丑化谣言。因此，《西行漫记》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广泛传播。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西行漫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我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许多青年在阅读了这本书后，深受感动和鼓舞，纷纷前往延安等地参加革命斗争。可以说，《西行漫记》的出版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也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后续发展与版本变迁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逐渐在中国读者中传播开来。然而，在正式以《红星照耀中国》书名出版之前，它在中文语境中一直以《西行漫记》以及纷纭繁复的译名存在。直到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诺文集》中，《红星照耀中国》才第一次以这个书名出现。而在此之前，无论是在出版物中还是在读者心中，《西行漫记》都一直是这本书的代名词。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9年三联书店正式出版的董乐山译本中，虽然仍旧以《西行漫记》为主书名，但封面已经标注了“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个译本的出现标志着《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在中国读者中的正式回归。此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和人们思想的解放，《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逐渐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和认可。

结语

综上所述，《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译本是《西行漫记》。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中国我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真实情况，也打破了